当代世界各国在制定其新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研究和考察，作为最根本的立国之本来进行部署。世纪之交文化的变革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而世界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自身已经越来越文化化了。
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CreativeDiversity,1995）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报告指出：
当文化被理解为发展的基础……文化政策的概念就必须相应地扩大。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必须对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发……这种文化政策的定义和运用意味着，通过更好地利用多元主义的现实和机会，发现那些能够将多元伦理（multi-ethnic）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内在因素。它喻示着提高政治和管理、技术、工商业、教育、社会与社区发展方面的创造性——当然还有艺术……它喻示着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文化遗产观念的彻底多样化。在自然环境，它意味着更好地理解环境管理之文化遗产维度，并建立促进此种理解的机构。最后……它还要求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注意迄今为止被忽视了的文化、发展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整合。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瑞士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来自150多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高级官员，以及文化组织的代表、代理人、委员会、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为其后许多国家在文化领域内的政府行动提供了行动框架和基准（benchmark）。这份《计划》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今日世界来说，文化间的对话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政治挑战之一”；“文化政策应该致力于创造一种多元共同体的国家意识……将其植根于男性和女性都能接受的价值观之上，并为国家所有成员提供得以介入的机会、空间和声音”。“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繁荣同工业和后工业经济一样，也是社会整合、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决定因素之一。《行动计划》还列出了国家通过这些原则所应该达到的广泛的目标，例如：使文化政策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文化生活的创造性和参与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信息社会中提高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并以此促进信息社会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行动计划》还推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文化从“边缘”引入各国政策制定的中心已成为各国决策者的当务之急。有趣的是，《行动计划》在草案中曾提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后来在最终定稿中作了修改“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繁荣是互相依*的”。这反映了文化观念转变过程中各国的不同态度和观念间的冲突。
文化是每一国家民族的重要资源，当今世界各国对自身的文化资源也越来越重视。西方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而且这种文化冲动力已获得合法地位。2001年美国的一项“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项目研究报告认为，“美国文化是美国智慧和创造精神积聚而成的一种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既是人类成就和历史的宝藏，也是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源泉。美国文化资本在当今全球知识性经济社会中，作为一种关键性社会资源，对于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寻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性和达成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正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当今世界，技术领域的变革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全球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把“文化经济”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部类。一些地方已开始研究“创意阶层（创造性群体）”“创造性社团”“创造性劳动人群”对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加出口做出的重大贡献。
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在美国，所谓的版权经济，包括电影，录像，音乐，出版，软件诸行业一年就创造4500亿财政收入，几近全部GDP的百分之五，为上述行业贡献了790亿的销售额。据估计，上述行业吸纳76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速度在增长。从属版权经济的文化部门，就占到了美国GDP的2.5%。
美国联邦储蓄主席格林斯潘提醒说：近几十年是思想激发了国际贸易增长的浪潮，同样还是思想促进了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跃升。他说，我们目睹了一场“思想——新的洞见——替代物质材料和纯人力的投入”。美国的许多州及地方政府都体会到体现在艺术活力和文化遗产中的思想是如何变成明显的经济财富的。
从经济角度看文化，创新精神和文化创意成了我们在新经济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社会角度看文化，文化就成了维系社会并帮助人们适应变化的资本。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有必要重新思考影响文化领域的公共决策。
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政治的竞争，经济的竞争，也将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竞争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我国文化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近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在国家整体架构的地位日益提高。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地将文化放在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进行宏观构架，对我国当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宏伟的战略规划，规定了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也指明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必将对当前乃至整个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党的16大进一步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化在国家体制、发展战略和未来竞争中的地位。16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我国当前的文化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刻，90年代以来，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化变革的实践对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研究提出的迫切的要求。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综合国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沟通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与发展，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都是当下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做出严肃的回答。在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既面临着转折与变革的巨大困难与阻力，也存在着建设与发展的大好机遇。把握好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变阻力为动力，开创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新定位
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很少考虑文化的重要作用。主要的经济学分析所建构的生长模式，只考虑经济上的要素，只有经济上的参数。近年来，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如泰勒（2000）论证了经济学今后应当研究战后时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缺陷，特别是过于依赖那种把社会、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的理性数学模型的现象，而必须关注文化对经济的充分的影响。马克•卡森指出:“经济学在探讨文化方面已有相当进展。就在几年前，经济学家基本上主张文化对经济表现没什么影响；价格才是主要影响者——在看到的市场中是实质价格，在看不见的市场中是影子价格。直至今天，经济学家猜承认文化的重要性，但主张说，有些东西是经济学不能或不应去解释的。”他认为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经济学是可以分析文化对经济表现的影响的，并可将此影响加以量化。
那么文化究竟怎样影响经济呢？有的从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着眼，有的则从企业文化等具体实践出发。著名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认为，文化影响经济结果的方式主要有三类：
其一，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率。借由增进群体共有价值的方式，使群体成员得以进行经济的生产程序。举例来说，如果这些文化价值有助于更有效的决策、更快速及多样化的创新，以及使行为更能因应变迁，那么群体的经济生产力最后将会导致更好的财务结果（以公司为例），或更高的成长率（以整体经济为例）。
其二，文化会影响公平。例如，透过不断灌输像关怀他人这样的共有道德原则之方式，并由此建立使关怀得意表达的机制。如果为了后代着想的道德责任能被大家接受为一种文化价值的话，那么在社会为一整体的情况下，我们从跨代平等里即可看到文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文化对公平的影响会呈现在群体的资源配置决策上，如此，其成员可达到公平的结果。
其三，文化会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在小群体的层次上，以个别厂商为例，照顾员工即关心其工作环境或许是该公司的文化之一，而这些价值可能会对公司获利或其他经济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文化价值有可能与追求物质进步完全一致，并借此赖判定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成果为成功或失败。而另一方面，有些社会的文化并非只追求物质成长，而是追求非物质目标，例如生活品质，如此将会影响经济成长的步调与方向；在此情况下，界定“成功”与“失败”的准则就会与前面的例子不同。
索罗斯比从宏观与微观、不同文化观念对经济的“正”、“反”影响来探讨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马克•卡森则主要从比较具体的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来进行探索。他试图找出影响公司之间关系——如合作或者竞争关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公司内部关系——企业文化、企业的组织行为对经济的效益——长期的和短期的影响。
其实，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企业文化的设定，对文化要素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的评定起着重要作用。同一个影响，有的可能做正面评价，有点则可能做浮面评价。有的一心追求当下效益，有的则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远期效益。
人们对创造性的日益关注，是对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回应。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已经在新经济中创造财富并在急剧变化的时期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要。面对信息经济的全球化与网络空间的国际化，各国都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对文化这个概念进行全新的定位和评价。信息经济正面对文化的种种挑战。
实际上，今天的文化产品与其他物质性产品在性质上和形态上是全然不同的。文化（文学、艺术、设计等）创意产品具有使用的多次性，尤其是精神产品的享用具有无穷性，而且越是使用，其价值就越高，越是使用得多，其增值速度也就越快；而物质性产品则会因使用和消费而消耗，其价值是递减的，其最典型的例证便是那些一次性消费的产品。一栋房产，作为物质产品的它在使用中会逐渐破损直至废弃，其价值会随使用性减弱渐趋于零；而作为艺术性精神产品（如某些艺术建筑）则具有精神享用的无穷性，其价值反而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递增。
过去，工业革命以来甚至是战后的经济学一直坚持认为，关于创意理念和文化产品形式的经济学现象与用于矿业、冶金、矿产、农产品或大众消费产品的经济学现象是大致相似的，一般都用相同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实际上，与汽车、牙膏、家用电器或纺织品不同，信息产品的消费并不会使产品耗尽，使其价值逐一递减。相反，每一个产品都能为很多人重复使用，并且会随着使用的增多而变得更加具有价值。一件诸如轿车、冰箱或计算机之类的工业产品会因使用中的损耗而贬值，而某种信息或文化艺术产品恰恰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一部电影、一本书、一个电视节目、一款游戏或一件软件产品的使用者人数越多，越受人们的欢迎，其价值就越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这就是自商业出版开始兴起，电影和电视节目、当代流行音乐艺术等视听产品大量面市以来的实际情况。但这种对文化产品独特性质的相关评价过去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中基本上得不到肯定。
